性学第一人潘绥铭：闯入红灯区与小姐一起吃住
带讥诮的笑意时隐时现，似乎对什么都满不在乎，却又在严肃时令人不敢逼视。
出身于高干家庭的潘绥铭身上出人意料地有着很强的平民色彩，把他往人堆里一放，绝不会比任何一个走在大街上的中年男性显眼。这也许与他的经历有关。他九岁时父亲就被发配，到三十岁时父亲才平反离休。“所以我并非高干子弟，那个圈子也绝不认我。”他当过红卫兵、狗崽子、农场工人、大集体镀锌工、工农兵中专生和机关小职员，“所以哪个阶层也不像”。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些经历，他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，在他的研究中也时时流露出来。
平等对待小姐
在采访中，他反反复复强调的只是一点：小姐也是人，对她们进行的研究，也必须是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。他借用一位朋友的话说：“怎样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小姐呢？只有4个字，就是‘自甘堕落’，就是让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‘光环’彻底休克。”他说起研究中最大的苦恼便是：“明明看到她们需要帮助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她们！”而他接下来的话更为惊世骇俗：“所以我只能帮她们招客，这是一个什么也不侵犯的事儿，反正不招他们也会来，但是我往那儿一坐，生意就会好得多。”也许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关怀，让小姐们对于这位陌生的闯入者说出了心里话，潘绥铭的研究因此也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材料。
作为一名学者，研究的是性问题，多次入住红灯区，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猜疑、误解甚至压力和风险。潘绥铭对此十分坦然：“中国人老自己吓唬自己，有什么困难啊？你就租一间房住在那儿不就完了吗？有人说你怎么可能跟小姐打成一片，都不相信我。那你跟你的女同事是怎么接触的？”
自己并非异类
潘绥铭这样形容自己作为学者的社会责任：“严格来说，学者不管对策。搞对策搞得太多了容易丧失视角的独立性，学者的价值在于看到政府看不到的东西。学者的任务是教育政府，当然不是帮政府解决问题。”他对于自己学者身份的认识，冷静得近乎刻薄：“在中国，同样那本书，那件事，不是我写的，出不来；如果没有费孝通的题字也出不来。因为你的位置在这儿，你说的话，人家觉得是学术，比你高明的人的话人家却说是胡说。在这个问题上(指红灯区问题)，教授都不是专家，专家是妈咪。”
采访快结束了，笔者终于问了一个久已想问的问题：“您给人的感觉不
出身于高干家庭的潘绥铭身上出人意料地有着很强的平民色彩，把他往人堆里一放，绝不会比任何一个走在大街上的中年男性显眼。这也许与他的经历有关。他九岁时父亲就被发配，到三十岁时父亲才平反离休。“所以我并非高干子弟，那个圈子也绝不认我。”他当过红卫兵、狗崽子、农场工人、大集体镀锌工、工农兵中专生和机关小职员，“所以哪个阶层也不像”。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些经历，他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，在他的研究中也时时流露出来。
平等对待小姐
在采访中，他反反复复强调的只是一点：小姐也是人，对她们进行的研究，也必须是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。他借用一位朋友的话说：“怎样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小姐呢？只有4个字，就是‘自甘堕落’，就是让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‘光环’彻底休克。”他说起研究中最大的苦恼便是：“明明看到她们需要帮助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她们！”而他接下来的话更为惊世骇俗：“所以我只能帮她们招客，这是一个什么也不侵犯的事儿，反正不招他们也会来，但是我往那儿一坐，生意就会好得多。”也许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关怀，让小姐们对于这位陌生的闯入者说出了心里话，潘绥铭的研究因此也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材料。
作为一名学者，研究的是性问题，多次入住红灯区，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猜疑、误解甚至压力和风险。潘绥铭对此十分坦然：“中国人老自己吓唬自己，有什么困难啊？你就租一间房住在那儿不就完了吗？有人说你怎么可能跟小姐打成一片，都不相信我。那你跟你的女同事是怎么接触的？”
自己并非异类
潘绥铭这样形容自己作为学者的社会责任：“严格来说，学者不管对策。搞对策搞得太多了容易丧失视角的独立性，学者的价值在于看到政府看不到的东西。学者的任务是教育政府，当然不是帮政府解决问题。”他对于自己学者身份的认识，冷静得近乎刻薄：“在中国，同样那本书，那件事，不是我写的，出不来；如果没有费孝通的题字也出不来。因为你的位置在这儿，你说的话，人家觉得是学术，比你高明的人的话人家却说是胡说。在这个问题上(指红灯区问题)，教授都不是专家，专家是妈咪。”
采访快结束了，笔者终于问了一个久已想问的问题：“您给人的感觉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