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3年之内，全国公安部门最终抓获的大约25万人次的嫖客与暗娼，就至少需要花费180万个人工时。

　　这就是禁娼的经济成本。

　　如果付出了这样的经济成本，就一定能“根除”这种“社会丑恶现象”，那么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会乐于掏腰包的。可是，近年来，人们对此的信心已经大大地削弱了。

　　这是一种恶性循环。从禁娼的具体工作来看，人们越是不愿意管闲事，嫖娼卖淫就越不容易被发现，嫖娼卖淫者就会由于风险的降低而增加，结果人们就会由于“法不责众”而越发不愿意管闲事。从政府的禁娼政策来看，越是提出“根除”或者“肃清”这样的口号，且不说执法人员为实现此“高目标”的苦衷，连老百姓也越不相信彻底禁娼能成功，也就越发懒得去管闲事，最终肯定会削弱对政府和法律的信心。

　　这就是禁娼所付出的社会成本。

　　这样一来，我们就走进了一个怪圈：一方面，大量的金钱被用于整个地下“性产业”的消费，而且几乎全都不缴税，全都在国家体制之外流通与循环；另一方面，国家财政却又不得不支出大量的费用来禁娼，而且可能有很大的一部分费用被迫转嫁到其他方面，加剧了经济资源的消耗。

　　其实，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国家花得起花不起这笔钱，而在于这样的成本，究竟能够得到多大的收益？如果今后嫖娼卖淫还在蔓延，抓获他们的成本还在加大，那么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就应该无休无止地支出下去呢？

　　问题的分析

　　“性产业”经营方向的分层

　　无论是禁还是不禁，卖淫业总是会自发地形成不同的层次，针对不同的顾客，提供不同的“服务”。这种分层的趋势总会经历这样三个过程：

　　第一步，所有业主和从业者一开始时都一窝蜂地涌向最直接的卖淫，因为他们总是以为，只有这才是最能赚钱的。但是随着整个产业的发展，他们在市场竞争或者真真假假的“扫黄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