创业时期的性与婚姻

　　39岁的周自敬坐在飞驰的红色出租车里，手机夹在左边的脸肩之间。他一边讲电话，一边在上面飞速地书写。

　　就是那本备忘录，把周自敬的生活划分为两个截然的部分：工作和睡觉。早上7点，他招呼4岁的女儿起床，7：30，两人准时出门，一路小跑，女儿赶上幼儿园的早餐，周自敬则游泳半小时后，上楼换衣服，打开备忘录，他这一天的生活就算是正式开始了。

　　最多20分钟，周赶到天河北路的公司，这时候通常还不到9点，“像我这样只有四五个人的麻雀公司，老板要是不带头的话，才没人给你干活呢。”

　　差不多有一年时间，周自敬几乎没在8点钟以前回过家，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事情要办，他不得不以牺牲个人“性福”，来换取那个叫做“成功”的东西。在他的生活中，最重要的不是婚姻也不是性，而是那个黑色的备忘录。

　　安顿女儿睡下之后，周自敬通常还要工作到凌晨一点钟，随后，头一挨着枕头，“就死了，那是另一个世界。你说我哪还有功夫想那挡子事？”

　　整个2002年，据周自敬自己说，只有过两次性生活，“状态很一般”，这位离婚已经三年的男人暧昧地笑了。

　　如果不出意外，周自敬会在明年上半年开始他的第二次婚姻，即使对于再婚，他也毫不掩饰他生意人精明的算计，“带小孩太分散精力了，不少商机都因小孩错失了。保姆？保姆靠不住，她们只关心薪水，这大概也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特征吧。”但是，他很担忧，以他现在的“业绩”，如何维持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，“也挺头疼的”。

　　“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福观出了毛病，”这位前文学青年、“新三届”师专毕业生突然想起了弗洛伊德，“他老人家说过，创造源于性欲被压抑，可是你看看我们这个时代，所有的‘力比多’都释放到钱眼里了，总之，这都是哲学问题。”但他很快举起五个指头，也不知是五百万还是五个亿，“等我赚够这个数了，再回来想这些问题。”

　　“性福”与幸福间的悖论

　　像周自敬一样，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幸福观产生疑问的，绝不仅只限于男人，当然也包括那些吞咽着无性婚姻苦果的受害者———女人们。

　　杨伶俐，一位气质不俗的少妇(她调侃地自称为曾经的怨妇)，这位结婚才两年的女子，刚刚经历了一场婚姻危机(对杨伶俐

[1] [2] [3]